第三章 從民意代表到行政首長
淑珍到獄中來探監，下半身癱瘓的她，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旋轉圓凳，還怕我擔心，強顏歡笑。我告訴自己：夠了，這一切。這一切的痛苦，政治犯的代價，必須到我們為之。我要的是一個免於恐懼，充滿快樂、希望的社會；我們的政府必須服務人民，而不是控制人民。從政以來，不論擔任民代或行政首長，對此，我一直念茲在茲。
從入獄的『民主課程』到立法院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，淑珍發生了車禍事故，先在台中榮總手術，比較穩定之後，才轉入台大醫院。大概有半年的時間一直待在醫院裡，她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，我們等待奇蹟，但是奇蹟並沒有出現。
我知道她會有這樣的遭遇，是我從事民主反對運動而造成的，我內疚萬分，也擔心她和家人的埋怨。但是從頭到尾，她和家人，都沒有說過一句責怪我的話，也沒有要求我從此退出政治。
有一次在病床上，她告訴我，如果在台灣從事民主運動，夫妻之中一定要有人犧牲，她願意代替我。她安慰我說：『我不會賺錢，你可以賺錢養孩子，出事的不是你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』
當時，我的眼淚奪眶而出，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她的勇敢。日後她『代夫出征』參選立委，整個競選過程，她非但不向群眾哭訴，反而以堅決、勇敢的態度和方法參選。有這樣的吳淑珍，才有日後參選臺北市長時，『快樂、希望』的陳水扁！
一九八六年，我出任黨外公政會臺北分會會長。五月廿三日，為了抗議法院對『蓬萊島案』的判決，我的太太堅持用輪椅環島化緣，進行『一人一元，輪椅行軍』的抗議活動。對於正義的追求，優勢，她比我還堅持，還勇敢。
六月十日，我和黃天福、李逸洋入獄。獄中兩百四十六天，每週兩次的會面，儘管行動不便，她必定都來探視我。會面室裡，她坐在旋轉的圓凳子上，沒有靠背和固定，下半身癱瘓的她，沒有辦法控制力道和方向，每次當圓凳子一旋轉，她就像斷線的風箏，摔落地面，一次又一次。我隔著玻璃強忍著眼眶中的淚水，不讓它掉下來。
這個畫面，多年以來，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：她的臉色虛弱而蒼白，眼神充滿疼惜和勇敢，好像前生相欠，今生要彼此承擔。咫尺天涯，心念相繫，人生路上，我何其幸運，有她相陪伴。我也永遠記得，進土城看守所那天深夜，大家在車內靜靜地不講話，怕一開口就牽動了情緒，會哭出來。
事後她告訴我，每次來探監，由於無法排汗，非常難受，回家之後，總是要躺一整個下午。我在獄中的日子，她從立委候選人到當選立委。當她成為立委吳淑珍時，我也快要出獄了。
在獄中，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《丹諾自傳》，丹諾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刑事犯辯護律師，也是一位打抱不平的人道主義者，我再三地閱讀思考，也期待台灣有更多的丹諾。
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，民進黨宣佈成立，在獄中的我雖不能夠躬逢其盛，卻也是欣喜萬分。多少民主前輩前赴後繼，如今一個代表監督力量的反對黨終於成立了。
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，出獄後的我，擔任立委吳淑珍的特別助理，為了專業有效率的問政，我們率先成立第一個國會議員辦公室，助理達十四人之多。那時我開始學著寫質詢稿，總質詢稿則拜託夥伴李逸洋來撰寫。
當時我們質詢的範圍廣泛，包括國防、財經、憲政、司法、兩岸關係等等，為了專業問政，我也努力學習，充實各方面的知識，專門的議題則找專業助理執筆。
後來我們引進許多年輕、學有專精的人才擔任幕僚助理；延攬人才，分工合作，以因應現代政治專業化的趨勢。現代政治不是個人英雄的戰場，必須組成團隊，才能真正有效率的專業問政。這樣的想法，一直到後來我進入市府，始終不變，仍然把組織市府團隊視為第一要務。可是，當時國會只編列一個助理的薪水，於是我們便成立了『財團法人福爾摩沙基金會』，來培養助理。
一九八九年底，我當選末代的增額立法委員，一九九〇年就職並擔任黨團幹事長，當時民進黨已經有超過二十名的立委，到一九九二年我連任成功時，增加到五十幾位立委。從當我太太的特別助理，到我自己擔任立委，前後大概八年的時間，在同時，立法院已成為全國政治中心。
立法院幾年問政，是我個人非常珍惜的經驗。我有幸擔任第一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，而成為媒體的焦點。整個民進黨立院黨團展現了高品質的問政、強有力的監督。半年下來，包括媒體記者及其他社會團體的評鑑，我都名列立委第一名，為民喉舌、監督政府之外，我也開始思考一個政府的運作和改革。
在立委任內，我鼓吹《立法院組織法》，主張立委公費助理至少要有四名以上，後來成功了。要提升黨團功能，需要黨團辦公室，我們努力地推動，而終有所成。對國民黨來講，本來就不缺錢，但就反對黨而言，充實議員問政配備和改善環境，對提升立院品質，是有積極功能的。
另外，我們也推動質詢制度的改變，讓官員面對問題，不能實問虛答。主張『委員會專業化』、『院會政黨化』，這一切，後來都逐步逐步地完成。
也因為我自許要成為專業的立委，所以幾年下來，出版了兩本國防專業問政的專書：《國防黑盒子與白皮書》、《跨世紀兵法》，深入探討國防政策和管理。不僅揭發軍中弊案，也思考規畫國防安全的未來。
立法院的實質運作方向，剛開始有兩個案例影響最大，而且是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分水嶺。第一是一九九〇年我剛進立院時所提出的『廢除刑法一百條』。原因是在此之前十年時間，從我擔任辯護律師的第一個被告當事人黃信介，到最後一個當事人許信良，中間還有許多案子，問題都出在刑法一百條！
當時我覺得關鍵不在<懲治叛亂條例>這個臨時法，而在母法——刑法一百條——的廢除。刑法一百條在規範『普通內亂罪』，但其第二項條文文字是『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，處六個月以上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』如此一來『思想』即可構成犯罪，『做夢』也算叛亂，這樣模糊的法律概念，造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不公平狀況，法律成為當政者報復或對付異己的文字獄。所謂『政治犯』就是刑法一百條的結果，刑法一百條不廢，永遠都有思想犯、黑名單。
後來我們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，讓它慢慢成為政治焦點，取得社會共識，使國民黨在廢除<懲治叛亂條例>之後仍備感壓力。我們更加入當時醫界與學界組成的『一〇〇行動聯盟』，讓當時連馬英九認為不能碰、不能廢的刑法一百條，最後得以廢除，台灣至此才達到人民『思想自由』的憲法保障。
另外是讓資深立委和國代退職的過程。當時雖然有<自願退職條例>，但那只是道德勸說，他們不願自動退職，讓國會換血。顯然，要老委員舉手終結自己的政治舞臺和影響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要改變『萬年國會』這個政治現實，必須跳出傳統思考，把策略拉高到憲法的層次。所以，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由我提出<二六一號釋憲案>，我們結合了不同黨派，包括國民黨的部分開明派，向大法官提出釋憲的請求。六月廿一日，當我知道釋憲案通過的時候，真是喜出望外！如果沒有<二六一號釋憲案>，就沒有國會全面改選，也沒有今天的民主改革和進步！
除了這兩項改革之外，其實我選擇國防領域的問政，一路走來是非常辛苦的。那時軍系立委主控委員會，哪有『外人』置喙的餘地，刪一毛錢的預算、質疑預算的不合理編列都是『不愛國』，大帽子一扣，常常是動彈不得。
我訂下目標，提出國防四大改造計畫——軍隊國家化、情治單位法制化、軍政軍令一元化、軍品採購公開化等四大目標。為了達成這些理想，我不但要參加國防委員會，而且要有機會擔任召集委員。經過長期的努力，九二年三月，我終於如願擔任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。
在進行國防改造的問政過程中，我們推動了《國防組織法》的草案，與各界充分討論，一九九九年十月，立法院終於開始審《國防組織法》。
為發展兩岸和平、對等、互利、合作的新關係，我早在一九九〇年提出<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條約草案>，以跳脫傳統思維，來開拓台灣未來。
整個參與立法的過程，是我學習瞭解國家安全，推動人權與民主改革的過程。雖然辛苦，但是非常值得。我和許多有志之士，一同參與了台灣變革年代中的重大進步。
回想民意代表之路，並非一人所能獨力完成，而是凝聚眾人的智慧，透過我表達出來，這是我問政成績之所在。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道路上，人民的力量始終走在政府的簽名。由下而上的力量，終於促成了政治的改革。是這個力量召引我走上政治之路，讓我成為民意代表；也是這個力量，藉著選票來展現，讓我進入市府，為市民做事。
首次參選臺北市長
一九九三年八月，我開始準備參加九四年底的第一屆民選省市長選舉，決心競選臺北市長，成立了『陳水扁市政中心』。我知道國民黨有錢、有人，我們要打贏選戰，不能只靠知名度，要能真正規畫市政，瞭解市民之所需。
一九九四年四月，『陳水扁市政中心』結合了十八位學者專家，推出《臺北都會十八變》一書，正式揭櫫我對臺北市的理解、規畫和想像。
七月十七日，民進黨臺北市長提名第一階段黨內初選結果揭曉，我領先了謝長廷九百五十七票。
昔日我與謝長廷一同出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，又在同一年參選市議員，踏上政治之路，經過這麼多年，我們都還在為當年『撩落去』的理想打拼。
我很感謝謝長廷為了成全黨內團結，不但表示要退出第二階段初選，並允諾為我擔任競選總幹事。而我的恩師、憲法學權威李鴻禧教授，也全力地幫忙。
那時，我想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。也希望有機會能擔任臺北市長，打造臺北城，讓它成為一座快樂而有希望、光輝燦爛的城市。
沒想到，這場市長選舉，也是台灣政治史上省籍矛盾最強烈的一次體現。
代表民進黨的我，和國民黨的黃大洲、新黨的趙少康，進行了一場市長的競爭，今天回頭看當初，這場市長選戰，的確是非常激烈。
那不但是一場政見之爭，也是族群意識型態之爭。情況之激烈讓臺北這座城市彷彿處在壓力鍋邊緣。尤其是在趙少康喊出所謂『李登輝急獨時間表』之後，情況更為激化。
在那時，民進黨經常被抹黑為製造衝突的『暴力黨』，我們當然不願意在選戰中引發衝突。臺北是一座充滿潛力的城市，我們希望它能有機會改頭換面，變成人性的城市、效率的城市、快樂的城市。
我們喊出『快樂、希望、陳水扁』的競選口號，揭示『臺北新故鄉』的理念——不分群族黨派、大家安居於此的願望，在這樣柔性的氛圍中，我們拿到了六十一萬五千多票，得票率占43.6%；而第二名的趙少康拿到了四十二萬票，30%的得票率。
當選那天的夜晚，我在競選總部，看見歡欣鼓舞的市民同胞，心裡既興奮又肅穆，想到自己政治之路一路走來，從監督者轉換為施政者，我必須規畫市政，全力以赴了。我真的很高興可以擔任臺北市長的職務，我也在心裡暗自許諾：要將臺北建設成安全而快樂的城市！
我的年輕幕僚們，例如馬永成、羅文嘉、林錦昌、林德訓……和立委辦公室的整個助理群等，他們別出心裁地打贏了一場不一樣的選戰，以懸殊的資源差距，而能贏得市民普遍的認同，我想是整個陣營蓬勃的士氣、高昂的心情，加上改革市政的具體政見，打動了選民的心。
台灣是一個充滿壓力的社會，大家常常會把意識型態的問題擺在思考的首位。群族尤其是個敏感而嚴肅的問題，它總是動搖大家的心，變成了集體恐慌。
第二次市長選舉，我沒有贏得所有族群的認同，之後我深切的反省：自己哪裡做得不好？哪些言行讓人產生疑懼？台灣該往何處去？這也是我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的大反省，所以日後我提出超越族群、黨派，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『新中間路線』，原因正在此。
一九八六年，我出任黨外公政會臺北分會會長。五月廿三日，為了抗議法院對『蓬萊島案』的判決，我的太太堅持用輪椅環島化緣，進行『一人一元，輪椅行軍』的抗議活動。對於正義的追求，優勢，她比我還堅持，還勇敢。
六月十日，我和黃天福、李逸洋入獄。獄中兩百四十六天，每週兩次的會面，儘管行動不便，她必定都來探視我。會面室裡，她坐在旋轉的圓凳子上，沒有靠背和固定，下半身癱瘓的她，沒有辦法控制力道和方向，每次當圓凳子一旋轉，她就像斷線的風箏，摔落地面，一次又一次。我隔著玻璃強忍著眼眶中的淚水，不讓它掉下來。
這個畫面，多年以來，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：她的臉色虛弱而蒼白，眼神充滿疼惜和勇敢，好像前生相欠，今生要彼此承擔。咫尺天涯，心念相繫，人生路上，我何其幸運，有她相陪伴。我也永遠記得，進土城看守所那天深夜，大家在車內靜靜地不講話，怕一開口就牽動了情緒，會哭出來。
事後她告訴我，每次來探監，由於無法排汗，非常難受，回家之後，總是要躺一整個下午。我在獄中的日子，她從立委候選人到當選立委。當她成為立委吳淑珍時，我也快要出獄了。
在獄中，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《丹諾自傳》，丹諾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刑事犯辯護律師，也是一位打抱不平的人道主義者，我再三地閱讀思考，也期待台灣有更多的丹諾。
一九八六年九月廿八日，民進黨宣佈成立，在獄中的我雖不能夠躬逢其盛，卻也是欣喜萬分。多少民主前輩前赴後繼，如今一個代表監督力量的反對黨終於成立了。
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，出獄後的我，擔任立委吳淑珍的特別助理，為了專業有效率的問政，我們率先成立第一個國會議員辦公室，助理達十四人之多。那時我開始學著寫質詢稿，總質詢稿則拜託夥伴李逸洋來撰寫。
當時我們質詢的範圍廣泛，包括國防、財經、憲政、司法、兩岸關係等等，為了專業問政，我也努力學習，充實各方面的知識，專門的議題則找專業助理執筆。
後來我們引進許多年輕、學有專精的人才擔任幕僚助理；延攬人才，分工合作，以因應現代政治專業化的趨勢。現代政治不是個人英雄的戰場，必須組成團隊，才能真正有效率的專業問政。這樣的想法，一直到後來我進入市府，始終不變，仍然把組織市府團隊視為第一要務。可是，當時國會只編列一個助理的薪水，於是我們便成立了『財團法人福爾摩沙基金會』，來培養助理。
一九八九年底，我當選末代的增額立法委員，一九九〇年就職並擔任黨團幹事長，當時民進黨已經有超過二十名的立委，到一九九二年我連任成功時，增加到五十幾位立委。從當我太太的特別助理，到我自己擔任立委，前後大概八年的時間，在同時，立法院已成為全國政治中心。
立法院幾年問政，是我個人非常珍惜的經驗。我有幸擔任第一任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，而成為媒體的焦點。整個民進黨立院黨團展現了高品質的問政、強有力的監督。半年下來，包括媒體記者及其他社會團體的評鑑，我都名列立委第一名，為民喉舌、監督政府之外，我也開始思考一個政府的運作和改革。
在立委任內，我鼓吹《立法院組織法》，主張立委公費助理至少要有四名以上，後來成功了。要提升黨團功能，需要黨團辦公室，我們努力地推動，而終有所成。對國民黨來講，本來就不缺錢，但就反對黨而言，充實議員問政配備和改善環境，對提升立院品質，是有積極功能的。
另外，我們也推動質詢制度的改變，讓官員面對問題，不能實問虛答。主張『委員會專業化』、『院會政黨化』，這一切，後來都逐步逐步地完成。
也因為我自許要成為專業的立委，所以幾年下來，出版了兩本國防專業問政的專書：《國防黑盒子與白皮書》、《跨世紀兵法》，深入探討國防政策和管理。不僅揭發軍中弊案，也思考規畫國防安全的未來。
立法院的實質運作方向，剛開始有兩個案例影響最大，而且是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分水嶺。第一是一九九〇年我剛進立院時所提出的『廢除刑法一百條』。原因是在此之前十年時間，從我擔任辯護律師的第一個被告當事人黃信介，到最後一個當事人許信良，中間還有許多案子，問題都出在刑法一百條！
當時我覺得關鍵不在<懲治叛亂條例>這個臨時法，而在母法——刑法一百條——的廢除。刑法一百條在規範『普通內亂罪』，但其第二項條文文字是『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，處六個月以上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』如此一來『思想』即可構成犯罪，『做夢』也算叛亂，這樣模糊的法律概念，造成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不公平狀況，法律成為當政者報復或對付異己的文字獄。所謂『政治犯』就是刑法一百條的結果，刑法一百條不廢，永遠都有思想犯、黑名單。
後來我們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，讓它慢慢成為政治焦點，取得社會共識，使國民黨在廢除<懲治叛亂條例>之後仍備感壓力。我們更加入當時醫界與學界組成的『一〇〇行動聯盟』，讓當時連馬英九認為不能碰、不能廢的刑法一百條，最後得以廢除，台灣至此才達到人民『思想自由』的憲法保障。
另外是讓資深立委和國代退職的過程。當時雖然有<自願退職條例>，但那只是道德勸說，他們不願自動退職，讓國會換血。顯然，要老委員舉手終結自己的政治舞臺和影響力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要改變『萬年國會』這個政治現實，必須跳出傳統思考，把策略拉高到憲法的層次。所以，在一九九〇年三月由我提出<二六一號釋憲案>，我們結合了不同黨派，包括國民黨的部分開明派，向大法官提出釋憲的請求。六月廿一日，當我知道釋憲案通過的時候，真是喜出望外！如果沒有<二六一號釋憲案>，就沒有國會全面改選，也沒有今天的民主改革和進步！
除了這兩項改革之外，其實我選擇國防領域的問政，一路走來是非常辛苦的。那時軍系立委主控委員會，哪有『外人』置喙的餘地，刪一毛錢的預算、質疑預算的不合理編列都是『不愛國』，大帽子一扣，常常是動彈不得。
我訂下目標，提出國防四大改造計畫——軍隊國家化、情治單位法制化、軍政軍令一元化、軍品採購公開化等四大目標。為了達成這些理想，我不但要參加國防委員會，而且要有機會擔任召集委員。經過長期的努力，九二年三月，我終於如願擔任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。
在進行國防改造的問政過程中，我們推動了《國防組織法》的草案，與各界充分討論，一九九九年十月，立法院終於開始審《國防組織法》。
為發展兩岸和平、對等、互利、合作的新關係，我早在一九九〇年提出<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條約草案>，以跳脫傳統思維，來開拓台灣未來。
整個參與立法的過程，是我學習瞭解國家安全，推動人權與民主改革的過程。雖然辛苦，但是非常值得。我和許多有志之士，一同參與了台灣變革年代中的重大進步。
回想民意代表之路，並非一人所能獨力完成，而是凝聚眾人的智慧，透過我表達出來，這是我問政成績之所在。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道路上，人民的力量始終走在政府的簽名。由下而上的力量，終於促成了政治的改革。是這個力量召引我走上政治之路，讓我成為民意代表；也是這個力量，藉著選票來展現，讓我進入市府，為市民做事。
首次參選臺北市長
一九九三年八月，我開始準備參加九四年底的第一屆民選省市長選舉，決心競選臺北市長，成立了『陳水扁市政中心』。我知道國民黨有錢、有人，我們要打贏選戰，不能只靠知名度，要能真正規畫市政，瞭解市民之所需。
一九九四年四月，『陳水扁市政中心』結合了十八位學者專家，推出《臺北都會十八變》一書，正式揭櫫我對臺北市的理解、規畫和想像。
七月十七日，民進黨臺北市長提名第一階段黨內初選結果揭曉，我領先了謝長廷九百五十七票。
昔日我與謝長廷一同出任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，又在同一年參選市議員，踏上政治之路，經過這麼多年，我們都還在為當年『撩落去』的理想打拼。
我很感謝謝長廷為了成全黨內團結，不但表示要退出第二階段初選，並允諾為我擔任競選總幹事。而我的恩師、憲法學權威李鴻禧教授，也全力地幫忙。
那時，我想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。也希望有機會能擔任臺北市長，打造臺北城，讓它成為一座快樂而有希望、光輝燦爛的城市。
沒想到，這場市長選舉，也是台灣政治史上省籍矛盾最強烈的一次體現。
代表民進黨的我，和國民黨的黃大洲、新黨的趙少康，進行了一場市長的競爭，今天回頭看當初，這場市長選戰，的確是非常激烈。
那不但是一場政見之爭，也是族群意識型態之爭。情況之激烈讓臺北這座城市彷彿處在壓力鍋邊緣。尤其是在趙少康喊出所謂『李登輝急獨時間表』之後，情況更為激化。
在那時，民進黨經常被抹黑為製造衝突的『暴力黨』，我們當然不願意在選戰中引發衝突。臺北是一座充滿潛力的城市，我們希望它能有機會改頭換面，變成人性的城市、效率的城市、快樂的城市。
我們喊出『快樂、希望、陳水扁』的競選口號，揭示『臺北新故鄉』的理念——不分群族黨派、大家安居於此的願望，在這樣柔性的氛圍中，我們拿到了六十一萬五千多票，得票率占43.6%；而第二名的趙少康拿到了四十二萬票，30%的得票率。
當選那天的夜晚，我在競選總部，看見歡欣鼓舞的市民同胞，心裡既興奮又肅穆，想到自己政治之路一路走來，從監督者轉換為施政者，我必須規畫市政，全力以赴了。我真的很高興可以擔任臺北市長的職務，我也在心裡暗自許諾：要將臺北建設成安全而快樂的城市！
我的年輕幕僚們，例如馬永成、羅文嘉、林錦昌、林德訓……和立委辦公室的整個助理群等，他們別出心裁地打贏了一場不一樣的選戰，以懸殊的資源差距，而能贏得市民普遍的認同，我想是整個陣營蓬勃的士氣、高昂的心情，加上改革市政的具體政見，打動了選民的心。
台灣是一個充滿壓力的社會，大家常常會把意識型態的問題擺在思考的首位。群族尤其是個敏感而嚴肅的問題，它總是動搖大家的心，變成了集體恐慌。
第二次市長選舉，我沒有贏得所有族群的認同，之後我深切的反省：自己哪裡做得不好？哪些言行讓人產生疑懼？台灣該往何處去？這也是我對台灣所面臨的問題的大反省，所以日後我提出超越族群、黨派，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『新中間路線』，原因正在此。
新市府的『觀念革命』
當我有機會進入臺北市政府服務，那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五日，我所擔任市長的臺北，是一個塞車、髒亂、色情與電玩氾濫，捷運造價舉世最高，卻頻頻著火而通車遙遙無期的臺北市。
我提出『新市府運動』的施政方針是『一原、二強、三改』；我也強調『市政府不打折扣，市府不拿回扣』的準則，要建立廉能而有效率的政府。所謂『一原』，是市民主義、市民參與的原則；『二強』指的是強化市民文化休閒與社會福利；『三改』是指優先推動教育改革、交通改革及都市發展的改造。
百廢待興，那時的臺北只能用這樣的詞句才足以形容。之前我也到過許國國家、許多城市，每一次感觸都很深。到日本、新加坡、歐美各國，想想台灣，想想臺北，談歷史保存，我們沒有；談現代化，我們也不足夠。他們的人民那麼能守秩序，空間那麼乾淨，居住環境那麼人性而舒服，我們的確不如人家。所以我始終認為一個公民，當自己吃穿無虞之後，實在應該盡可能撥出自己的一些時間，奉獻給公眾。這也是後來，台灣發生大震災之後，我提出『志工台灣』的淵源。要改變臺北、改變台灣，還是需要大家來參與。
擔任市議員或立法委員時，我就是以這樣的理念，希望為公共利益進行最好的監督。但作為監督者，所為還是有限，距離我理想中的遠景還是很遙遠。所以，當我有機會進入行政部門，我知道，機會來了！長期以來的關心和迫切感終於有實現的一天。
我心裡頭像，臺北市政府用後那麼多資源，擁有全國素質最高的公務員，為什麼施政動不起來？我記得前市長黃大洲曾經私底下告訴我，要改善臺北交通幾乎不可能，除非百業蕭條，或人口嚴重外移才有希望。
我知道，進入市府的第一項工作，就是『觀念革命』。
我要創造一個以服務為導向、為目標的活力政府。公務員必須瞭解和體認，自己是『公共利益的僕人』，公共重於個人，服務不能推諉。臺北一切的遲滯和亂象無法獲得改善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觀念問題。
就任以後，我送給一級主管每人一本《顧客也瘋狂》，我的用意很簡單：一個政府就像一家大公司，它是一種服務事業；不是一種獨占的，可以不求進步的事業。我要求市府同事，把市民同胞當作顧客，我們要提供全方位最完善、最體貼的服務。
改變的第一步，當然會造成一些不適應，但畢竟政府的公務員絕大部分都是有能力、有懷抱、有尊嚴的，也因此四年之中，我們一起完成了『綠色執政，品質保證』的臺北經驗。
總結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
四年的臺北市長任期之內，時間雖短，但是我和市府同時們，細膩規畫，認真執行，完成了許多『不可能的任務』。這樣的『臺北經驗』，也讓我對政府的革新，充滿了信心。
要改變觀念的第一步，我從為民服務第一線的區公所與戶政事務所開始。過去櫃檯一百廿公分高，市民主人來辦個事都要『罰站』。過高的櫃檯造成距離、造成威權的印象，好像是市府與市民之間的柏林圍牆。我告訴市府同事：『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，沒有人民就沒有政府。今天起，我們把櫃檯高度降低，一切工作公開透明，最重要的是彼此平起平坐。』這是觀念革命的第一步。
其次，我們推行『奉茶禮民』的運動。公僕必須以客為尊，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。這樣的改變，讓改變後初次來恰公的市民感到受寵若驚，跟過去牛步化、受氣的經驗截然不同。
接著我們進行檔案資訊化、資訊連線化、讓許多市民快速完成洽公，讓等在外面的親友，還以為是忘了拿齊資料才會那麼快就出來了。
從戶政開始，我們逐步推動便民措施，及於地政、稅收和監理行政。所以臺北市的戶政機關獲得了ISO9002國際品質認證的殊榮，這是全亞洲第一個取得認證的政府行政機關，為此，日本NHK《亞洲名人錄》節目還特別探討，為什麼台灣能，日本不能。
所以我知道，政府改造，要從觀念革命開始。成敗與否，端看大家有沒有用心。
另外，我們也在四年之中提倡市民參與的『市民主義』。過去國民黨總是倡言『大有為政府』——什麼事都要靠政府，政府卻常常做不到。所以我們要承認：政府是有限的，不是萬能的；政府有所不能，也必須有所不為。也就是說一方面有效率的運用公家資源，同時結合民間無限的力量，使有限的政府完成無限的事。
所以，有許多的活動，市府都儘量結合民間的力量，透過經費、規畫和參與，逐步泯除政府和民間的距離。幾年下來，大家會覺得政府與我們息息相關、結為一體，政府其實是大家的政府，政府是為人民的現在生活和未來夢想而存在的。我們引進許多志工、義工來參與，不論是在市政的推動或文化藝術的活動皆然。所以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也源於『有限的政府結合無限的民間資源和力量』這個觀念和作為。包括萬芳醫院的經營、兒童博物館，以至鄰裡公園、地下道、人行道和部分路樹的認養等等。甚至蚊子電影院、臺北文學獎、公車詩文、臺北藝術節、臺北燈節、臺北爵士音樂節……，也都結合了無限的民間力量。
四年之內，市府變得禮民、便民、有效率；捷運在法商馬特拉公司退出後，安全運轉，一年一條，超前通車；臺北的住宅區色情、電玩幾乎全部停業；交通變得完全不一樣了；我們也推動『青少年保護措施』，晚上十二時以後，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必須回家，讓臺北成為安全的城市，讓父母可以安心，我們也展開對婦女的全面關懷，包括工作場合女性權益的平等與保護。
弱勢者的社會福利，我們也盡全力推動；教育改革方面，我們舒暢各種入學管道；在都市發展議題上，我們也推動有特色的社區改造。
四年的時間很短，我們很努力，我們做到了。
記得一九九五年二月廿八日，我在市長任內首次出國訪問，正是前去日本考察『阪神大震災』後的處理事宜。也因此，回國之後，我就著手打造臺北市完善的救難裝備和系統。
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總結，成功的原因除了目標明確、理念清楚、執行有力之外，我要深深地感謝市府主管團隊和市府員工的齊心協力，如果沒有心、沒有意志、沒有思考、沒有毅力，這一切都是無法達成的。
一九九八年第二屆市長選舉之前，臺北這座城市獲得英文《亞洲週刊》評定為亞洲最佳城市第五名，從醜小鴨到天鵝，我們很辛苦，可是我們做到了！
（第三章 完）
當我有機會進入臺北市政府服務，那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五日，我所擔任市長的臺北，是一個塞車、髒亂、色情與電玩氾濫，捷運造價舉世最高，卻頻頻著火而通車遙遙無期的臺北市。
我提出『新市府運動』的施政方針是『一原、二強、三改』；我也強調『市政府不打折扣，市府不拿回扣』的準則，要建立廉能而有效率的政府。所謂『一原』，是市民主義、市民參與的原則；『二強』指的是強化市民文化休閒與社會福利；『三改』是指優先推動教育改革、交通改革及都市發展的改造。
百廢待興，那時的臺北只能用這樣的詞句才足以形容。之前我也到過許國國家、許多城市，每一次感觸都很深。到日本、新加坡、歐美各國，想想台灣，想想臺北，談歷史保存，我們沒有；談現代化，我們也不足夠。他們的人民那麼能守秩序，空間那麼乾淨，居住環境那麼人性而舒服，我們的確不如人家。所以我始終認為一個公民，當自己吃穿無虞之後，實在應該盡可能撥出自己的一些時間，奉獻給公眾。這也是後來，台灣發生大震災之後，我提出『志工台灣』的淵源。要改變臺北、改變台灣，還是需要大家來參與。
擔任市議員或立法委員時，我就是以這樣的理念，希望為公共利益進行最好的監督。但作為監督者，所為還是有限，距離我理想中的遠景還是很遙遠。所以，當我有機會進入行政部門，我知道，機會來了！長期以來的關心和迫切感終於有實現的一天。
我心裡頭像，臺北市政府用後那麼多資源，擁有全國素質最高的公務員，為什麼施政動不起來？我記得前市長黃大洲曾經私底下告訴我，要改善臺北交通幾乎不可能，除非百業蕭條，或人口嚴重外移才有希望。
我知道，進入市府的第一項工作，就是『觀念革命』。
我要創造一個以服務為導向、為目標的活力政府。公務員必須瞭解和體認，自己是『公共利益的僕人』，公共重於個人，服務不能推諉。臺北一切的遲滯和亂象無法獲得改善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觀念問題。
就任以後，我送給一級主管每人一本《顧客也瘋狂》，我的用意很簡單：一個政府就像一家大公司，它是一種服務事業；不是一種獨占的，可以不求進步的事業。我要求市府同事，把市民同胞當作顧客，我們要提供全方位最完善、最體貼的服務。
改變的第一步，當然會造成一些不適應，但畢竟政府的公務員絕大部分都是有能力、有懷抱、有尊嚴的，也因此四年之中，我們一起完成了『綠色執政，品質保證』的臺北經驗。
總結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
四年的臺北市長任期之內，時間雖短，但是我和市府同時們，細膩規畫，認真執行，完成了許多『不可能的任務』。這樣的『臺北經驗』，也讓我對政府的革新，充滿了信心。
要改變觀念的第一步，我從為民服務第一線的區公所與戶政事務所開始。過去櫃檯一百廿公分高，市民主人來辦個事都要『罰站』。過高的櫃檯造成距離、造成威權的印象，好像是市府與市民之間的柏林圍牆。我告訴市府同事：『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，沒有人民就沒有政府。今天起，我們把櫃檯高度降低，一切工作公開透明，最重要的是彼此平起平坐。』這是觀念革命的第一步。
其次，我們推行『奉茶禮民』的運動。公僕必須以客為尊，提供顧客最好的服務。這樣的改變，讓改變後初次來恰公的市民感到受寵若驚，跟過去牛步化、受氣的經驗截然不同。
接著我們進行檔案資訊化、資訊連線化、讓許多市民快速完成洽公，讓等在外面的親友，還以為是忘了拿齊資料才會那麼快就出來了。
從戶政開始，我們逐步推動便民措施，及於地政、稅收和監理行政。所以臺北市的戶政機關獲得了ISO9002國際品質認證的殊榮，這是全亞洲第一個取得認證的政府行政機關，為此，日本NHK《亞洲名人錄》節目還特別探討，為什麼台灣能，日本不能。
所以我知道，政府改造，要從觀念革命開始。成敗與否，端看大家有沒有用心。
另外，我們也在四年之中提倡市民參與的『市民主義』。過去國民黨總是倡言『大有為政府』——什麼事都要靠政府，政府卻常常做不到。所以我們要承認：政府是有限的，不是萬能的；政府有所不能，也必須有所不為。也就是說一方面有效率的運用公家資源，同時結合民間無限的力量，使有限的政府完成無限的事。
所以，有許多的活動，市府都儘量結合民間的力量，透過經費、規畫和參與，逐步泯除政府和民間的距離。幾年下來，大家會覺得政府與我們息息相關、結為一體，政府其實是大家的政府，政府是為人民的現在生活和未來夢想而存在的。我們引進許多志工、義工來參與，不論是在市政的推動或文化藝術的活動皆然。所以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也源於『有限的政府結合無限的民間資源和力量』這個觀念和作為。包括萬芳醫院的經營、兒童博物館，以至鄰裡公園、地下道、人行道和部分路樹的認養等等。甚至蚊子電影院、臺北文學獎、公車詩文、臺北藝術節、臺北燈節、臺北爵士音樂節……，也都結合了無限的民間力量。
四年之內，市府變得禮民、便民、有效率；捷運在法商馬特拉公司退出後，安全運轉，一年一條，超前通車；臺北的住宅區色情、電玩幾乎全部停業；交通變得完全不一樣了；我們也推動『青少年保護措施』，晚上十二時以後，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必須回家，讓臺北成為安全的城市，讓父母可以安心，我們也展開對婦女的全面關懷，包括工作場合女性權益的平等與保護。
弱勢者的社會福利，我們也盡全力推動；教育改革方面，我們舒暢各種入學管道；在都市發展議題上，我們也推動有特色的社區改造。
四年的時間很短，我們很努力，我們做到了。
記得一九九五年二月廿八日，我在市長任內首次出國訪問，正是前去日本考察『阪神大震災』後的處理事宜。也因此，回國之後，我就著手打造臺北市完善的救難裝備和系統。
四年的『臺北經驗』總結，成功的原因除了目標明確、理念清楚、執行有力之外，我要深深地感謝市府主管團隊和市府員工的齊心協力，如果沒有心、沒有意志、沒有思考、沒有毅力，這一切都是無法達成的。
一九九八年第二屆市長選舉之前，臺北這座城市獲得英文《亞洲週刊》評定為亞洲最佳城市第五名，從醜小鴨到天鵝，我們很辛苦，可是我們做到了！
（第三章 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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